那時，她轉型到大廠地產口媒體，月收入一萬多，比當年成都平均月工資高出四千多。她身邊有不少前輩能靠接私活、做項目提高收入。徐敏靜打算在這里“熬下去”，收入指定一年比一年好。以前她從不把心思放在省錢上，買房后，工資一到賬就先繳房貸，寬慰自己當作存錢了。打車次數越來越少，點外賣也學會領優惠券下單，她萌生出一種責任感，“感覺自己長大了。” 但壓力漸漸超過了閾值，她發現，在爆雷和疫情的雙重影響下，她的行業在經歷轉型，人員不斷發生變動。這幾年，她換了4份工作，都做不長久，中間甚至有接近一年沒班上。待業期間，她靠提公積金維持貸款，最拮據的時候倒騰過信用卡。買房一年多，徐敏靜還了十幾萬，后來才發現，這些錢大部分都是利息。一種被欺騙的感覺包裹她，“這十幾萬，干什么不好？”母親來和她一起住的時候，她不能在家發泄情緒，就跑去天臺砸碎玻璃汽水瓶。北方一線城市的互聯網人覃逸也在買房后，才發現還貸是在給銀行打工。他和徐敏靜在同一年買房，每月房貸一萬三左右。他“不敢花錢”，喝的咖啡從40多元降到10元，最后索性自己煮。四年來，他還了近40萬利息，本金只有20萬。